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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教育制度创新的关键

作者:时间:2015-12-24 10:08:51来源:佚名 点击量:0

考试制度变革之所以艰难,其根源在于呆板、僵化的用人体制坚冰迟迟无法打破。在今天社会上体现为身份社会、学历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等级意识。
    在中国,文凭的重要性可以这样形容,  “文凭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文凭是万万不能的。”大型国有企业面向社会招工,公务员报考都以大专学历为最低入门底线,全国统一的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学历更是必不可少的“硬件”。
同等业绩下,学历的高低决定着职称的高低。师专就要优于中师,本科就要优于师专,研究生则优于本科。在这样的用人机制下,想不让人们重视学历,可能吗?而考不上大学,就进入不了正规的劳动市场,只能在一些低级的劳动市场中做一些报酬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这也是曹湘凡、王伟强们生命不息、高考不止的原因吧。所以也无怪乎一些领导和专家一方面义正严词地斥责应试教育,一方面又在鼓励孩子报考名校。启功大师是被大家公认的中国学术史上的知名人物,但启功只读完了高中,辅仁大学校长陈恒的一力提携,才使他走上大学的讲台。梁漱溟第一次报考北大没被录取,第二次报考时,读过梁漱溟文章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对梁漱溟说:  “你不要再考了,到北大来教书吧。”于是,梁漱溟先生成丁北大的一名教师。这两位大师如果身处于今天的貌似公正、刚性,实则僵化、呆板的用人体制下,他们能有脱颖而出之机遇吗?
    正因为高考与民生联系如此密切,所以中国高考的日子成了不是节日胜似节日的日子,每一地方的高考成绩则成了那一地方父母官的政绩。于是有的县高考成绩下降,县委书记向全县检讨,并被免去教育局局长、县一中校长职务;某区没有完成预定的“高考奋斗”目标,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文件,对区教育局通报批评,并要求限期整改,并把升学率作为业绩考核内容以兑现奖惩,把“大打高考翻身仗”作为全区教育系统工作的目标。在这样强大的考试文化的趋势下,希冀确立一个高标独立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一决雌雄,结果这一新的教育理念不仅无法撼动应试教育,而且还有被应试教育同化的危险。于是许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改革者尽管不断地以理论、以实践与应试教育作斗争,但都免不了落入无物之阵的困惑、傍徨,最后以不了了之收场。
    中考、高考中残酷的竞争,其实质是社会上激烈的就业生存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而这激烈的就业竞争,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僵化的用人体制阻碍了人才的出路。所以,考试制度的弊端表现在教育,根系却在社会。    改变当前的线性人才培养方式,构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是国人期盼已久的心愿,21世纪“中国制造”的蓝图的实现需要更多的来自本土的高级蓝领。近
几年,媒体也不乏对某地高薪聘请高级技工的报导,国家每年也通过表彰“十大杰出技工”为社会确立尊重工人、尊重劳动的舆论导向,国冢领导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更是有目共睹。但中职教育的发展,在社会上并没引起应有的“热度”,无论学生还是家长对中职的关注度都不高,这与中职教育体系的自身不完善有关。与普教有本科、硕士、博士相比,我国职教只有初级、中职和高职,最高的学历是专科,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职教有从初级到博士的各个层次。这样在体系方面,我国职教就显得先天不足。特别是在社会上学历依然等同于能力的风气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学历能更高一些,职教的最高学历是专科,这自然限制了人们对职教的热情。上不同类的学校,毕业后身份确实存在着干部和工人之分,职业院校的定位就是培养服务于一线的人才,使之具备一定水平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从职业院校毕业后的身份是工人。
提高工资待遇和晋升职称只能在企业编制范围内进行,与事业编制的干部相比,各方面的待遇都要差一截。所以,尽管国家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现实中也出现了“技工荒”,在一些地区,高级技工的工资比硕士生、博士生的还高,但只要学生能考上普通院校,还是不屑于上职业院校,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就业后的身份因素。毕竟从工人成为高级技工的路途很漫长,而普通院校学生毕业后,经过一定程序的招聘考试就能取得干部的身份。
    职教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启示我们,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建设,许多特别好的政策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
    任何一项改革,都涉及观念、理论、制度行为多个层面,热于理念、疏于制度、怠于操作、理论迟迟不能转化为制度,必然造成人心混乱和迷惘。制度创新今天已成为考试文化创新的瓶颈。
    高校自主招生的一个重要支点在于高中学校的公平推荐,它也遇到了社会诚信程度的挑战,但其深层原因依然是制度问题。
    哈佛和牛津一直是世界名校之楷模,它们之所以成“名”,恐怕和其强大的“大学精神”不无关系,在1986年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前,哈佛大学按旧制(因为罗斯福总统应邀参加了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向时任总统里根发出邀请,里根欣然受邀,但他私下里提出一个个人要求,希望哈佛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这本是件不难办的事,况且有的国家已这样办过,可哈佛大学校董会反复征求哈佛师生意见后,里根的要求遭拒。这就是哈佛风骨,不为权势所囿,不为时尚所惑,得罪总统也不能辱没哈佛精神。无独有偶,英国牛津大学刃;坚持录取标准,拒绝了英国首相布莱汞与副首相、教育大臣、议会的层层说情,不录取英格兰一女考生(这位女学生成绩够牛津录取标准,就是教授面试未通过)。当牛津大学听到布莱尔首相埋怨牛津大学太古板时,牛津大学当即取消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的决定。这就是大学应有的独立精神与品格,不屈就于权势与世俗。然而,这样的大学精神是需要大学有一个超然、独立的地位为前提的,如果行政力量对大学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么强大的大学精神是无从产生的。
    推进考试模式的变革和创新考试文化的机制,将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它要直面传统文化的挑战和现实既得利益的围剿,尤其是如何在改革中理顺现有的考试制度,让它成为新的考试文化的孵化器,成为人才成长的加速器和起跑板,它也在考验着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今天新课改实验区的中考改革和部分高校自主招生的尝试,几年来职业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打破传统的考试制度坚冰的希望,也预示着一个创新的考试文化正在诞生。在这期间,我们也能感受到旧有的考试模式的巨大惯性,以及这些新的改革在夹缝中生存带着镣铐跳舞的艰难。像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的因袭势力太强大了。但是,为了不让“应试教育”再挟持我们的教育和我们民族的明天,推进考试的文化创新,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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