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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校长文化与育人取向文化

时间:2013-03-28来源:校园文化

  历史的年轮在新旧更替中走向辉煌,而新旧交替的实现需要思想家,更需要教育家的智慧。优秀的校长文化所确立的育人取向文化,不仅是一种凝聚力,也是一种理念的浓缩与升华。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校长文化是一座历吏的丰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京大学最早是清政府的一个教育机构——国子监,后改名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当时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第一任校长是严复,他曾凭其深刻的思想提出“兼收并包,广源达才,思想自由”的育人取向。第二任、第三任校长分别是何/l时、胡仁源。由于胡仁源难以胜任这种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重任,范源濂向总统黎元洪举荐蔡元培获准后,电告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北京大学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敬仰,特专电敦  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到蔡元培出任校长时已成立了十八年,蔡校长从1916年主政至1930年离去,共计十四年。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国内外众多学者称北京大学为“蔡元培文化时代”或“蔡元培时代”。这个时期也是北京大学学校文化的成熟期,更是校长文化策应学校育人取向文化觉醒奋起时期,文化的觉醒使中国苦闷、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新生,获得了新武器,在新文学、新思想、新文化的学校文化氛围中,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而蔡先生的学校育人取向文化不仅改造了北京大学,也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和人才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共产党的多位领袖人物都是出自北大,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奠基人李大钊为当时的图书馆馆长,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为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为当时的图书馆员,至于鲁迅、胡适、刘半农等,校园文化建设亦是得益于北大的学校文化和蔡元培校长文化的熏陶。
  综归其上,正是蔡校长的校长文化和育人取向文化成就了北大和北大今天的风格。同时校长文化、育人取向文化也正是为完成学校文化的育人宗旨,而融汇于人才培养定位中,彰显了一种“爱国创新”的教育精神和“兼容并包,想自由”的学术风格。
  蘩元培主政的北大,其教育方针,蕴涵着特色鲜明的育人取向文化——即囊括大典、网罗人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多年来,北大没有校训,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孙家鼐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校训显然已不合时宜,而实质的校训,已被十六字教育方针所代替。
  谈到此,有必要探讨一下什么是一个学校的教育宗旨,什么是一个学校的教育主导。教育宗旨即学校文化的总目标及终极目的,教育主导则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教育的目的要反映时代特色,适应政体变革后的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更新,完成时代赋予的人才培养的迫切要求。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根本问题,涉及人才成长的规格以及人才成长的思想。教育的属性在于培养人,有什么育人取向文化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接受什么教育当然形成什么能力。育人取向文化则是为实现其总目的和方向所做出的一种教育政策,其中包括教育的指导思想,人才培养的规格,实现宗旨的途径。育人取向文化的深刻、成熟与否,涉及人才成长的方向,也是学校制胜教育市场的基本定位。因此,历代的教育家都把学校育人取向文化(也可以看作是学校的特色)看得很重。育人取向文化往往由学校掌门人反复推敲,全校师生共同认可,形成方向。育人取向文化有时也可用校训表达出来,并加以时代的解读,形成共识。但无论是育人取向文化或校训,都是为某一个时期的人才培养服务的,校训是独有的,校训不是口号,口号是雷同的,校训应是育人取向文化的表征。
    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是同蔡元培育人取向文化“囊括大典”的组织路线和“思想自由”的学术品格的确立分不开的,这也是校长文化的“魂”和内涵发展的核心。正是这一指导思想造就了一个敢为人先、龙腾虎跃、人才辈出的新北大。北大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摇篮,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囊括大典”是说人才汇聚的重要,“思想自由”则把教育事业同当时图强革命联在…起,并且兼容并包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革命家的思想。蔡先生曾说: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先培养革新人才,以少数人代替政权。”因此,蔡先生育人取向文化先行把人才培养放第一位,人才培养上的思想自由,不只孕育了共产主义学说,同时促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近代科学研究院、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无论是倡导十性自由,还是信仰自由,都以学术为核心,甚至还可把梳长辫的辜鸿铭、复辟帝制的刘师培同时请进北大。大家在自由的尺度下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在兼容并包的方针下不计资历,唯才是举,选贤任能,兼收并用。在囊括大典、网罗众生实践中,各学派、各学科、各种思潮集于一堂,以增强学生的识别和抗辩能力。例如,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看法不同,可各开一课;陈独秀和辜鸿铭政见不一,可各擂一台、各办一活动研究会。《新青年》、《每周评论*、  《新潮*等反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校刊,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创办起来的。甚至像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当时还没正式出版,但油印本已传至北京大学并广为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  “五四”运动的起源也应与1917年蔡先生育人取向文化确立有着密切联系。